1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五项措施破解委员并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学前教育新政反映了怎样的指导思想？关注的重点在哪里？对学前教育格局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给各方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本报特邀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给予解读。－－编者
学前教育从"无位"到"有位有为"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这一时期，大中城市都有屈指可数的公办幼儿园，但面向平民百姓子女的较少。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提倡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街道居委会、妇联、农村集体组织兴办幼儿园。这个时期的学前教育，突出的是福利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学前教育以及它们的先进理念不断传入中国，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学前幼儿如果能够较早受到良好教育，对其终身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早入园、上好园。这个时期的学前教育，突出了教育性。三是跨入21世纪以来。这期间，各国进一步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世界儿童问题首脑宣言"，强调各国政府要保障18岁以下任何人，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和参与权，使每一个儿童享有一个更为和平、安全和健康的美好未来，这是各国政府最崇高的使命。2001年5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提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发展0~3岁儿童早期教育，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3~6岁儿童基本能够接受学前3年教育，农村儿童学前1年受教育率有较大提高，使我国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和参与权取得历史性的进步。这时期的学前教育，突出了保障每个儿童享有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广大群众对其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是，要想将政府的认识和群众的要求转化为行动，又受到现行教育体制与诸多条件的制约。建国6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凡涉及我国教育体系都明确：由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组成，学前教育被包括在基础教育中。而基础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属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居于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地位。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既要为高等学校输送优秀新生，又要为各项事业培养合格的中级建设者，也受到各方重视。因此，在基础教育中，小学、初中和高中是主干，是紧密衔接的学历教育，从上到下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限期必须完成的硬任务。相比之下，学前教育既不属于义务教育，又不属于学历教育，其结果长期处于被边缘的位置。由于发展学前教育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条件都得不到保障，成为各类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必然形成今天群众强烈反映入园难的局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学前教育从基础教育中分离出来，单独纳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给了学前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今天我们看到国家出台各种发展学前教育的措施，正是"有位才能有为"。
(作者郭福昌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原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国家副总督学)
关键是盯政府的责任落实
——对话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
张宁锐
发展学前教育近年来是教育界全国政协委员两会期间小组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学前教育专家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焱，曾多次提案建言学前教育问题，也多次组织和参与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关于学前教育的调研，还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关于学前教育的调研和座谈。她的很多建议、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日前，刘焱就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和改革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接受本报专访。
国家新政，地方政府会重视吗？
——会，因为会纳入政绩考核
政策摘录：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记者：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和改革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把学前教育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上国务院常务会议来研究，这样的情况多吗？
刘焱：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近几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今年6月，在北京市昌平区，90多岁的老奶奶为让孙子上幼儿园，排队8天。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批示一定要解决好孩子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随后，国务委员刘延东亲自到北京、湖北等地调研学前教育，温家宝总理也几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发展学前教育的意见，我参加过几次领导人的调研和讨论。这次，把学前教育搬上国务院常务会议来讨论，反映了本届政府对民生问题、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
记者：据新华社通稿，这次出台的五项政策，从时间范围看也是五年，应该是与国家“十二五”规划并行。
刘焱：对，我们参与讨论时，大家正是这个想法，希望地方政府把发展学前教育与当地的“十二五”规划结合起来。
记者：你们是什么时候座谈研讨的？
刘焱：七八月份吧。
记者：看来这个政策的出台，已经酝酿了很久。
刘焱：是的，在组织专家讨论之前，听说教育部还组织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研讨。
记者：不过有人对地方政府能否把中央政策贯彻得很好，依然担忧，你觉得，学前教育甚至整个教育在地方的“十二五”中，会被放到什么样的地位？
刘焱：我想，地方政府也会重视的。在这次政策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政策中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落实，而且要纳入政绩考核。之所以要把学前教育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一个出发点也是让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规划、布局学前教育，从实际出发落实自己的目标。
这次会重点盯政府的责任落实，这方面国家会出台一些得力的措施。比如让地方党政重要领导分管，与他们的政绩挂钩。
财政将怎样投入？
——全覆盖，让所有孩子尝到财政蛋糕的甜头
政策摘录：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
记者：尤其是财政投入要落实到位。
刘焱：是的。地方财政对学前教育原来是没有投入的，在经费预算中是没有这一个科目。在参加国家领导人的座谈会中，大家提出来要给学前教育一个财政预算明确的科目，这样，切财政蛋糕的时候，就可以留一个口子给学前教育。
记者：我印象，过去有个说法，学前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占整个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1.3％，这是指地方财政还是中央财政？
刘焱：地方财政。中央财政预算给学前教育的一分钱没有，不过可能会有一些专项经费，比如给西部的、农村的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另外，这来自地方财政的1.3％，其实是拨给了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和机关办的幼儿园，不是考虑全市(县)有多少孩子，有多少幼儿园，下拨了这点财政经费，去惠及所有的孩子。换句话说，不是把学前教育当做一种公共服务进行财政拨款。好比在北京，主要是像六一幼儿园、北海幼儿园等教育行政部门和一些政府机关办的幼儿园，他们分获了北京市财政给学前教育的拨款。
记者：换种角度看，其实是通过财政给这些幼儿园，也就是给能上这些幼儿园的一部分人群提供的一种福利。
刘焱：广东省人大不就对广东省财政给几所省直、市直机关的幼儿园每年划拨2000万元财政拨款有意见嘛。就是因为这种财政拨款不是全口径、全覆盖、惠及所有孩子的。你想想，农民工的孩子，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上得了六一、北海和市直、省直机关的幼儿园吗？
记者：这一次的政策有望改变这种局面？
刘焱：是的，这一次明确提出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
民办幼儿园面临什么新环境？
——政府购买服务
政策摘录：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服务。
记者：不仅仅财政要普惠性地提供学前教育服务，这次政策措施中还有一句话，是“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服务。”可是当下的现实情况似乎相反，一些集中在大城市的民办幼儿园，收费很高，这其中也有资本对利润的正常追求。
刘焱：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0.65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就有8.9万所。其实，我们调研发现，很多的民办幼儿园在农村。越是政府不管的地方，越多的是民办幼儿园。我们在江西省调研，一半以上的幼儿园是民办幼儿园，而且他们大多集中在农村，这些幼儿园规模很小，办园水平和保育质量也很低。人们所看到的高收费的民办幼儿园，确实集中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大量的民办幼儿园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收费很低，二三百元每个月。今天的民办幼儿园其实是两极分化，一极是高端的贵族幼儿园，一极是低端幼儿园，面向低收入人群服务。
低收入人群子女的学前教育应该是政府来管的，但是这些年来政府没有做到。民办幼儿园(社会力量办园)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应该是提供选择，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保底。所以这次政策措施出台，政府更多应该关注的是低收入人群。
记者：你说的“政府保底，民办提供选择”与“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服务”是不是相冲突呢？
刘焱：也不冲突，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就行。原来低收费的民办幼儿园可以继续存在，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减免房租等形式购买这些幼儿园对低收入人群的公共服务，这样上这些幼儿园的孩子就可以少缴费甚至不缴费了。
记者：政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只不过投入、支持的方式不同了。
刘焱：是的。这样一来，政府要对这些民办幼儿园的收费进行控制，比如免房租让幼儿园的办园成本减少了，经过成本核算，幼儿园的收费就要减少，假设原来每个孩子收2500元的，政府减免优惠后只能收1500元了。这样，民办幼儿园也是有积极性的。从政府来讲，再重新建很多幼儿园，没这个力量和精力；从社会资本来说，他愿意投入现在又多了政府的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但前提是，把学前教育当做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政府才有可能这么去做。这次明确“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这很关键。
支持企业办园是走回头路吗？
——不，过去是“包袱”，现在是福利
政策摘录：支持街道、农村集体和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
记者：政策提出“支持街道、农村集体和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曾经企业办幼儿园被当做“包袱”甩给社会，现在的政策，是走回头路吗？
刘焱：我不觉得是在走回头路。尤其是一些大企业，给员工提供了各种娱乐设施等福利，希望增加对员工的吸引力。员工也有孩子入托、入园的需要，为什么不提供呢？我觉得我们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前进道路：过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为了提高效率寻求发展，把幼儿园等附属机构进行社会化改革，“甩出去了”；现在，企业要发展，要提供高福利以吸引人才，需要再次举办面向自己员工的幼儿园。
记者：出发点不一样了，之前是“包袱”，现在是“福利”。
刘焱：是的，你说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企业，怎么没能力办自己的幼儿园？他们的幼儿园办好了，也等于分担了政府、社会的压力。
现在是支持，但不是强制要求每个企业都要办幼儿园。支持的关键在于相关的政策配套措施，这方面还有待继续研究。比如，在减免税收、教育费附加等方面进行优惠等。支持不是空话。
记者：政策还要进一步细化，而不是一般性号召。
刘焱：是的，民办幼儿园可以用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办幼儿园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只不过具体的方式不同，比如给民办幼儿园减免房租，给企业办园减免税收，或者返还、提留企业提交的教育费附加的一部分让他们办幼儿园。
幼儿教师培训有何担忧？
——要监督教师培训质量，防止花冤枉钱
政策摘录：3年内对1万名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各地在5年内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一轮全员培训。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政策提出，3年内对1万名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各地在5年内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一轮全员培训，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针对幼儿教师的培训班、培训项目、培训会议，如何提高培训质量？
刘焱：“国培计划”，全员培训，这个政策确实不错。你的问题很好，现在确实要关注如何提高质量的问题。国家这些钱投进去了，要产生怎样的效益？这需要一个有效的跟踪监督。钱是怎么花的，给老师培训什么，谁培训，培训之后老师有什么长进，对教学带来了什么影响，这都要监督评估。
现在很多给幼儿园老师的培训是放到一个大礼堂中，请一个专家讲，二三百人听课，坐后面的人根本都听不见。我也做过这样的培训讲座，有个老师对我说，“我今天终于看清刘老师的面貌了，之前坐在后面一直看不清楚。”你说这培训效果怎么好得起来？还有，很多农村的幼儿教师、转岗教师，连基本的几套幼儿园游戏都不会，专家的理论性讲座帮不了他们。所以，对一线的教师，可能需要更具体、更直接的业务指导，只讲理论没用的。所以，如果没有效益评估和监督，这个钱就是冤枉钱。
记者：这套监督评估，也要很高的成本。
刘焱：不监督更糟。另外，这些钱花的都是纳税人的，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这些钱花得值不值。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上海的幼儿园老师和贵州、甘肃的老师需要的培训内容也不一样，需要区别对待。需要各地教育培训部门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制定切实有效的培训方案。
“以县为单位”等于“以县为主”吗？
——是“以县为主”，但要区别对待
政策摘录：要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科学测算入园需求和供需缺口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分解年度任务，落实经费，有效缓解“入园难”问题。
记者：你刚才讲到要自下而上，地方制定教育培训方案，这次政策措施中也明确，“要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县为单位是否意味着“以县为主”？
刘焱：是的，基本上责任主体还是“以县为主”。
记者：因为县级财政很薄弱，有些西部省份的县级财政完全是吃饭财政，“以县为主”可能还有顾虑。
刘焱：各地情况太不一样了，像江浙一带发达省份，还有人提出“以乡为主”，因为他们的乡镇一级的财政很富裕，支持办幼儿园没问题。而县一级政府也认为，县级财政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那学前教育的让乡镇财政分担很合适。但对于西部地区就不一样，县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就已经非常吃力，如果学前教育的责任再落到县级财政，任务可能完不成，目标会泡汤，这就需要加强省级统筹，甚至中央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
所以，“行动计划”应该是县级政府来做，因为他们更了解实情，但具体到财政投入的责任，则要区别对待。
记者：这次明确提出，“中央财政设立专项经费，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和学前双语教育。”
刘焱：是的，所以说，这次的政策措施的力度很强，对问题的针对性都很高。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在今年两会的一份提案特别提出：
新出台重要教育改革措施要同步设立跟踪实证研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线事业，教育教学影响深远。和自然科学创新不同，一项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举措的实施，其效果的优劣往往需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且具有统计学和社会学特征。因此建议：
重要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举措和办法出台前，要进行充分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论证，这方面教育部各部门都已给予重视，并且都能做到。教育部有关司局出台重要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举措和办法(比如新课标、高考高招改革、学前教育改革等)以后，要同步设立由第三方组织的若干个跟踪实证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由相关领域的教育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相关专家组成。
课题组要在不受干扰，同时也不得干扰新举措实施的前提下，依据教育学研究方法进行客观跟踪，采集、积累有关数据、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对比分析。三五年或更长时间以后，形成若干份从教育学角度的分析、评价报告。有关司局结合其他方面的调研可形成相对科学、全面的分析总结。同时可依此对相关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和完善。
要将这一做法形成惯例，并将所需经费列入相关项目预算。
(据赵沁平提案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
新政策为学前教育立法做铺垫
长期以来关注妇女和儿童权益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因自己保姆的孩子上幼儿园深受触动。
刘红宇家的保姆来自外地乡下，有一个3岁的孩子。当保姆的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犯难了，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像她们这样的家庭根本上不起；公立幼儿园因为户口、身份等限制，也没有条件上。她们可能选择的就是规模小、质量差的民办幼儿园，有的甚至是黑幼儿园。”刘红宇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后来，刘红宇个人特别给保姆的孩子每月补贴500元，又通过各种关系挤进了一所公办幼儿园，“但是收费依然不能一视同仁，还要交赞助费。”刘红宇身边的助理律师也遇到了孩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
今年两会前后，刘红宇开始关注孩子入园难问题，发现各种“天价幼儿园”、“黑幼儿园”、上不起幼儿园的“拴住娃”等报道如雪片一样。她随后对学前教育进行专题调研，并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的提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明确提出了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刘红宇说，“虽然学前教育的问题已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但是目前矛盾日益突出，改革日益迫切，学前教育立法工作也应当尽快启动。当前学前教育的诸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不顺，政府责任不清，难以建立健康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长期性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建立科学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才能保障《规划纲要》的目标实现。”
刘红宇认为，在我国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制阶段中，制定有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唯独没有学前教育法。刘红宇分析说，“关于学前教育的法律，也只是散见在宪法、教育法以及未成年法等法律中的个别条款，规定较为笼统。国家教委在1989年9月11日制定了‘幼儿园管理条例’，1996年颁布实施了‘幼儿园工作规程’，北京、广州、青岛、合肥等城市陆续制定地方的‘学前教育管理条例’，但这些行政规章或地方法规立法层次偏低，有众多疏漏和不完善，且制定时间久远，已不能很好地规范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关系，解决新问题，不能很好地保障其学前教育的管理和发展。”
刘红宇介绍，世界发达国家对学前教育高度重视。美国联邦政府早在1979年就颁发了《儿童保育法案》；1990年通过了《儿童早期教育法案》；1990年又颁布了《儿童保育和发展基金法案》；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即提出《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并获国会通过成为正式法律，将“所有美国儿童都要有良好的学前准备”列在国家教育目标的首位。英国于1989年颁布了《儿童法案》；澳大利亚在1972年颁发了《儿童保育法案》；葡萄牙于1997年制定了《学前教育法》。我国台湾地区也在1999年制定了《幼稚教育法》及《幼稚教育法实施细则》。“有了上位法，一些行政管理和发展举措才能更规范。”
最近国务院研究部署发展和改革学前教育的几项政策措施让刘红宇深感欣慰：“我在提案中反映的问题，在这次的政策措施中几乎都有了相应的部署。比如我反映的：行政管理力量不足，幼教管理工作缺乏有效保障；经费匮乏，事业发展缺乏基本的经费保障；办园体制、投入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学前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教师身份不落实，待遇缺乏保障，队伍不稳定；各种社会力量办园的条件、权利和行为缺乏应有的规范与保障等等。”
刘红宇认为，政策和行政法规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及时解决当下学前教育领域突出的问题，“立法，主要是保障长远发展。”为了确保立法的权威和法律的稳定性、长远性，需要一个漫长的准备和调研过程，国务院这次提出的“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学前教育管理，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和年检制度，实行动态监管”等措施，已经在为学前教育立法作重要的铺垫。(张宁锐)
民办园，品质决定机遇
——访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幼儿园总园长朱敏
11月2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两所幼儿园调研，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幼儿园总园长朱敏作为唯一的一个民办幼教工作者与会，对总理对幼教的关怀她感触颇深。日前，她接受了本刊专访。
优质民办园将获政府更多支持
记者：新出台的学前教育政策，对民办幼教市场有什么契机？还是竞争会更强烈？
朱敏：我一直觉得挑战和机遇并存，随着对幼教理解的日益深入，更加相信这一点。这可能与其他幼教同仁不太一致，很多人把机遇和挑战分开看，会觉得一段是春天，一段是严冬。
目前国家对学前教育的定位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纲要中提到加强政府责任，政府责任指投资、管理和办学责任。“并举”让民办教育感到了机遇，但加大政府投入，势必会使它的发展空间受到影响。规范的民办园会得到政府支持；不规范的则会受到制约。
这在北京市表现得很突出。北京明确提出，未来10年政府要增加15亿元投入兴建300所幼儿园，其中小区配套幼儿园90％属公办。而民办幼儿园扩大规模，增加的就是小区配套园，如果90％公办，只有10％归民办。总体来说，民办幼儿园发展的机会变少。但对幼儿园个体，10％足够了。但这个10％花落谁家？就看谁办得好。
记者：对21世纪这样有影响的幼儿园，当然更有竞争力。但现在这种情况下，对想要进入的投资人来说，是不是风险更大了？
朱敏：我觉得不仅仅是风险，而是机遇。在北京恐怕没有机会了。据了解，有些区县小区配套幼儿园未来将全部公办。
当然各地方情况不同。如果当地公办园数量足够，投资机会就更多。但政府在引进新的承办者时，不仅要考虑其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专业水平和质量，这将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专业能力强、质量高、资金雄厚的投资方是政府的引进对象。
记者：幼教新政提到，要引导民办教育办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你们园的收费情况如何？是普惠性的还是高端的？你怎样看待老百姓消费观念的变化？
朱敏：我们是两条收费路线并存，给家长提供更多选择。因为人们的需要是多元的，单一的教育供给，不能满足家长的需求。我们尝试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在办学密集的区域，有两所不同特色的幼儿园，提供不同选择；如果在一个区域有足够的规模时，在一个幼儿园里一园两制，两个特色，两种收费标准，家长各取所需，提高满意度。
现在看来，只要经济实力能达到，家长一定会选择好的。家长要求的是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价格。目前家长的需求已经有了一个理性的变化，他们看重的是优良的质量加上适宜的价格，而不是单纯追求低收费。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的、越便宜的，越好。家长的需求，对办学者也提出了要求，办园不仅要有特色，而且办出有质量的特色，才能够生存，并获得良好的发展。
记者：可以说，“公办民办并举”的规定给地方政府留下了空间，地方政府给公办园留多大空间，给社会力量的参与留多大空间，还需要视所在地情况而定。
朱敏：对。机会会因为城市不同而不同，但加强管理规范是共识。学前教育会产生一定的利润，但它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一个规范的园所来讲，它的发展空间是加大了。很多人认为，政府规范以后，民办学前教育空间会萎缩，我认为它会加大，原因在于此。
对于普惠制幼儿园，政府讲“引导”，非常科学，而不是强制性地控制收费。它利用了两个机制，一个是政府管理机制，一个是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办更多的普惠制幼儿园。
跨地区教师资格认证和职称评定待实现
记者：很多人非常担心，新增那么多幼儿园，园长和师资从哪儿来？另外政府也提出了培训问题，那么培训是公办还是向市场采购呢？
朱敏：虽然是两个问题，实际上还是质量问题。在我们呼吁加强政府责任时，同时也在呼吁解决教师来源不足问题。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难。确实有一些“短、平、快”的手段，比如小学教师转岗。从小学教师转为幼儿教师从教育理论上、理念上、方法上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孩子不等人，这个过程势必会影响到部分孩子的理想化发展。这样一个阶段可能不好跨越。
记者：北京市政府决心90％公办，师资又这么短缺，这有没有给民办师资培训机构的介入留下空间？
朱敏：空间有。但师资培养涉及到教师资格认证，民办培训机构如果能够获得这一资质，有发证的资格，这就是有效空间。但事实上，我们的教师从专门的大专院校毕业后就获得教育资格。民办机构能否获得这种资质是个问题。
记者：总的来说，教师资格认定和培训会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本身需要体系和制度建设。
朱敏：是的。除了师资培训和资格认定之外，职称评定也是问题。这次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上，我特别提到要修改跨省市幼儿教师资格认证和职称评定办法。以前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是不能跨省市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外地毕业生必须在原籍获得教师资格才能到北京工作，到北京工作之后没有职称评定。这样师资就流动不了。北京的幼教师资一方面来源不足，一方面流动不了，师资不足就很难解决。
政府更应引导企业购买教育服务
记者：前些年，企事业单位办的很多园关闭了。最近出台的政策，政府又开始鼓励企事业单位等办园了，这与以前有何不同？
朱敏：关闭的原因在于，企业要投入，承担了社会责任，但回报很小，风险很大，既有运营风险，又有事故风险。所以企业根本没有积极性办学。
记者：这次的企事业参与并非简单回归，企业那时候是不得不办，现在是选择性的。整个社会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而不是兴办的方式为员工子女提供福利。
朱敏：你说得很对。政府可以考虑引导企业购买服务。美国就是这样。企业是个独立的主体，你不可能强迫它。首先，企业有自己的评价机制，办学不盈利，它没有积极性；其次企业也不够专业化，办不出优质的幼儿园；再次，作为福利来讲，不同企业的需求是不均衡的，大企业规模大，需要的人数多，小企业人数少，完全可以购买教育服务，支持专门的机构办学。
记者：不管说现在政府引导也好，鼓励也好，企业总会按自己的逻辑去选择的。
朱敏：一定的。
新政对民办教育扶持落到实处
记者：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的几项学前教育政策，引起社会关注。国家突然对幼教下这么大力度，你觉得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吗？
朱敏：跟媒体关注有关，我觉得问题的根本是供需矛盾突出，迫切需要解决。而国家中长期纲要提出的是10年要完成的任务，而目前这个矛盾是要加快、提前完成的民生问题。新近出台的学前政策有些是纲要没有的，比如财政投入。以前因为没有立法，财政投入时，学前教育没有专项拨款，这次先立一些法规，确保发展。
记者：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中，你作为民办园代表反映了哪些问题，你觉得这次新政对民办园工作者带来的利好消息是什么？
朱敏：我特别向总理反映了投资回报和退出机制的问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里没有明确，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学前教育中来。二是民办教师的编制问题。虽然没有编制的老师也上社会保险，但他们退休以后只有养老保险，而有编制的老师既有工资，又有养老金。保守地说，他们退休后收入差别在50％以上。这一方面是待遇问题，另一方面是同等法律地位没有落实。三是运营成本问题。民办园运营成本中师资成本占很大一块，教师工资和保险占72％。水、电、气、暖占的也比较高，运营成本增加收费就会提高，家长的负担就会加重，建议采用水、电、气、暖民用收费标准。
新政打通了政府财政进入民办园的渠道，很多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政策有望得到更具体的落实。当然，新政的落实指向非常明显，就是引导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
记者：这会促使地方官员对民办幼教重新理解。(贺春兰;陈曦)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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