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教育开始发生了从人文教育向科学教育的转变，这是人类文明和教育发展的进步。但是，当科学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却出现了文明危机。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相互融合的，两者割裂导致出现了片面发展的人、人格分裂的人，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教育之路。情感教育当是两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机制之一。
《小学生行为规范》正文下配了一张蒲公英的照片，是用来隐喻，蒲公英一样的旅行也要遵循一定的轨迹吗？
小学生的课桌带着轱辘，可以自由推动，四根桌腿中离学生最近的两根不再直上直下，而是变成45度的斜角，学生更容易就坐、离开……
来到重庆忠县黄金镇斑竹小学参观的专家看到这些都笑称，这下子，科学与人文结合在一起了。这些专家近日在重庆参加西南大学主办、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承办的“21世纪科学与人文教育国际研讨会”，这所小学是西南大学副校长宋乃庆、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赵伶俐等人捐资10万多元建立的。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校园的张贴画、外墙设计等，都是赵伶俐设计的。
教育是难的
就在这所学校，听过小学四年级的一节数学课后，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米克拉·尼汝斯说：“孩子们很聪明，学习很努力，只是，内容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他们学得太苦了。”
其实，在中国，像这些孩子一样在艰苦环境里刻苦学习的还有很多人。
西南大学李玲教授在研究长江三峡民间艺术对人们生活的重塑过程中，曾调查过来自蒲公英镇的5名被研究者。卢燕8岁时开始照料弟弟、妹妹，做饭，喂猪，捡柴，做其他家务，还要准备考试，为家人的健康状况和拮据的收入而焦虑。她只看过2部或3部电影，但是她卧室墙上贴满了电影明星的照片。她写了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20年很快过去了，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周游世界，那该多美啊！到那时，我想发明一个魔镜，让老人变得年轻。如果我发明了这样的镜子，我要让全国的人都变年轻，变漂亮……”
李玲还搜集了很多当地女人制作的工艺品，她难以相信，当地女人在繁重的劳作下，还能制作出这么精美的艺术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小蔓在“21世纪科学与人文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一种东西，我们总在寻觅，它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人性深处最能打动人心的真善美的情感。它在儿童身上很直观地表现出来，原初以统整的形态，而后不断分化，不断发展。但它不能自然成熟，需要教育。”
这样的寻觅和探求，客观上恰恰回应了李玲提出的教育之谜。
当然，这样的教育，可以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更可以是学校教育，科学与人文，是它的两面。
新的教育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旭晓教授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教育起始时的重点都在人文教育。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教育开始发生了从人文教育向科学教育的转变，这是人类文明和教育发展的进步。但是，当科学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却出现了文明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化缺乏、精神空虚等，如金钱崇拜、物欲横流、吸毒、暴力等。进入本世纪，复兴人文教育已经提上了教育界乃至社会的议事日程。”
其实，科学与人文本来是一以贯之、相互融合的，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两者被割裂开来。朱小蔓说：“21世纪，人类进入科际整合的世纪，可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片面发展的人、人格分裂的人，在应试模式的教育方式下，学生的创造性不够，精神也不健全，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教育之路。”
培养全面发展、富有创造的学生是教育目标之一，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科学教育和文化教育对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教育价值，但在朱小蔓看来，它们有共同基础，因为它们都可以以自然、社会和人为研究对象，都可以使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都需要在感性直觉、知性概念、理性综合的运思道路上工作，其作品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如科幻小说、科学史著作等都是典型的形态，再比如唐代的诗歌，如“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它既是如画般的诗，又可以是两个有趣的几何图形。
赵伶俐认为，中国有人文和科学结合的传统，5000年前的《易经》就是典型代表。《易经》之道看起来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其实不过是由最简单的2个元素按照严格的数理规则组合起来的一个数学世界，这种2的N次幂的数理关系，启发莱布尼兹发现了二进制原理，再后来直接用于现代计算机数据和运算系统。同时，《易经》的每一卦都配有卦画，用以形象地表述社会人生道理，这种形象思维则被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下来，表现为艺术、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独特理论与智慧，并深刻影响了整个东方文明。
新的社会发展史，给我们新的启示。重庆邮电大学教授李益认为，伴随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多媒体化使信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表现效果直观形象生动，给接受者以多重感官刺激。虚拟审美物象起到了替代现实艺术审美形象的作用，这样，虚拟性也就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文化。
也就是说，科技和人文是可以融合的。
但这种融合又不是随意的、简单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兵教授以科学史教育来说明这个问题，科学史已经成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学史界认为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科学史可以用于爱国主义教育。尽管动机是善良的，但这样做一是会妨碍科技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对中国过去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带来一种虚幻的自大。
在情感教育中统一科学与人文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在学校教育中有什么规律可循？
先看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体验。钱学森说：“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杰出人才必须同时具有两种思维方式。
再看数学家丘成桐的领悟。丘成桐说：数学家以美作为主要的评选标准，从心灵里面感受大自然的美和真实，用数学的言语描述出来。他说：“不求真，我们没有办法立德；不求美，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温柔敦厚。”
为什么在很多人身上科学与人文似乎“水火不容”，非此即彼？为什么在另一些人特别是优秀者身上，两者又似乎“水乳交融”呢？
“两种文化的融合总是发生在具体个人身上的，”朱小蔓说，“因此，教育学者更愿意从主体发展的角度讨论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唯有人才能感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之妙、之美，享用并不断创造完整文化的价值。”
朱小蔓认为，情感教育当是两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机制之一。学校情感教育倡导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绪情感状况，要求教师在传递知识以及与学生的交往中重视培育学生积极的情感，并不断孕育、积淀、促使人的精神丰富、人格健全。
于默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温伯格的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他说，动机和成就结果(学习和表现)之间彼此相关，而动机是复杂的，涉及个人、社会和情景因素。在动机的认知方面，毅力、注意力、选择、自我调节和元认知等影响了学习结果，而在情绪方面，愉悦、轻松、生气、羞愧、无聊、焦虑和胜任等，都会影响到学习结果。
在中国，人们的知识观在不断变化。西南大学副校长宋乃庆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引进了苏联的教育理论，认同科学取向的知识观，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和传递者，学生则是知识的接受者，注重知识的严谨性、逻辑性和可传递性，教学方式以讲授法为主。20世纪90年代，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引进中国，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外界客体的简单摹本，也不是主体内部预先形式结构的展开，而是主体基于自己的经验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作用而逐步建构的结果。这种知识观强调主体能动性，主张知识创生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反映在数学教学中，关注学生的主动参与，让学生在观察、质疑、讨论、操作、探究和情感的体验中学习知识。
朱小蔓指出，新课改要求所有课程都设定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培养目标，这是从课程政策上保障情感教育在课程教学中得以实现。她以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标准为例，分析数学新课程标准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培养目标，共有三类：一是培养兴趣，二是培养尊重客观事实、能抽象、严谨地表述和处理问题的习惯、态度，三是培养学习数学的自信和信念。但是，尚缺少从审美角度引导儿童欣赏数学的形式美、秩序美以及由此升华出的和谐美感、公正善意和尊敬、敬畏的情感。如果今后有所增补则更好。
生活中并不缺乏美，为什么有些人视而不见，而有些人则一触即发、点石成金？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杰认为，这是因为个体观察力存在区别。要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一是训练学生从宏观上去观察生活中适合绘画表现的整体形象和大的气氛，并掌握分析这一气氛的状态、构成因素以及具体特征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训练学生从微观上去观察、把握体现形象典型性的细节和一些微妙关系。
实际上，观察力的培养，也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
朱小蔓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过程应该是指向客体，又返回人自身的、可以享用的精神价值。客体化的、外在性的知识学习难以引起人在情绪上的积极反应、抵达人的心灵，实现不了人性上的教化作用。重视学科教学中的情感维度就是试图呵护和保持人的心灵不受遮蔽的开放与自由的状态。”
朱小蔓说，中国课程改革新的培养目标拟定，既特别新增情绪情感目标，又强调一定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将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成长统整起来。这是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功能观上的新追求。希望这样的企求能够通过教师培训、通过学校文化的改变得以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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