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男子汉》给我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就像我初读普拉丝一样，它们给我心灵的冲击总是让人难以忘怀。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乃至 21世纪的中国读者更需要去读法拉奇与普拉丝，而不是那些更为权威、更具知名度的杜拉丝、乔治?桑，甚至波伏瓦、吴尔夫们。

　　在我看来，法拉奇与普拉丝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闪耀的明星。无疑，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某种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启示性警醒。普拉丝深入灵魂，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以诗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了人之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怖与绝望，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法拉奇植根于现实，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以“新闻”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与起伏跌宕，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两者殊途同归，就其生之绝望的抒发与生之公正的呼唤而言，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抵达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法拉奇与普拉丝连同她们的辉煌作品一起才构成了 20世纪女性文坛的一种奇迹、一个异象、一座丰碑。那是人类灵魂视界至高点上的一道灼人的风景。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人世的沉浮，这一风景仍会在一种迷懵的氛围中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重新去洗涤着人们对于过去苦难与悲壮经历的回忆，重新去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企盼。

　　尽管在一部分中国的女性读者中，法拉奇显得有些“怪异”，因为她早年就发誓不结婚，不生孩子，从事的还是连男人们都无能望其项背的新闻事业，但在中国真正的知识界，法拉奇还是被人敬重有加的。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多次获奖，也不是因为如她的传记作家圣?阿里科所说，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 150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她之所以受敬重，尤其在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中，主要是因为她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反对暴政和人类邪恶势力的象征；是因为她的作品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

　　我认为，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感谢法拉奇。除了她的《男子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除了她 1968年 9月在墨西哥城面对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向学生开枪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壮举，仅举以下一段小插曲，我们也有足够理由感谢她。这一插曲，对于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鲜为人知。这就是 20世纪 8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四幅巨大画像的消失就直接与法拉奇有关。

　　1980年，法拉奇来北京采访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在采访中，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法拉奇对邓小平说，她不喜欢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多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画像。因为他们是东方灾难的思想之源和行动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后者，堪称暴政与集权的象征。她对邓小平说：“真可惜！我本来挺高兴，但看见他们真令我扫兴。我真希望我能把斯大林画像从天安门广场取走。”邓小平当时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理解，但我不会满足您的这个愿望。”第二天，星期六一早，当法拉奇再次穿过广场时，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那些画像已不翼而飞：马克思走了，恩格斯不见了，列宁消失了，斯大林也不知去向。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假定，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本身就打算取走画像，但要不是法拉奇的中国之行，这些画像也绝对不会取走得那么快，那么及时。另外，法拉奇的传记作者圣?阿里科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要是有朝一日，有人在法拉奇的墓碑上写上：此处长眠的就是那个取走了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巨幅画像的人，我想，她定会心满意足。”

　　1987年，我和我的朋友王康一起到刘先生家做客。刘先生家中有一个书房，其中两个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原版书。我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两本翻了起来。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设计得非常精致，黑底红线银字。我打开该书的第一页，想浏览它的第一自然段。蓦然间，这段文字像附有魔力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心怦然一动，顷刻就怔住了：“昨夜，我知道了你的存在，从虚无中逃逸出来的生命的灵光；我躺在床上，睁大双眼凝视着黑夜，突然之间我就知道：你就在那里……”

　　这是何等美丽的文字啊！有力、凝重、抒情，极富诗意。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什么书。备感激动与好奇的我自然把书回翻了过来，再次重新仔细地阅读封面上的文字。哇，令我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该书的作者竟是 Oriana Fallaci。难道是那个写《男子汉》的法拉奇？果真如此！

　　一旦知道这是法拉奇的作品，我就有些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愈读愈陶醉，愈读愈兴奋。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想翻译法拉奇的这部小说，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以下简称《信》）首次出版于 1975年。它是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一出版便在欧洲大获成功。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是写实风格与自由创作自然结合的产物。法拉奇自述，这是她酝酿已久的作品，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颗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

　　《信》的主题不仅仅涉及文学史上从未接触过的内容：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而且涉及作者对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无论从哪方面说，《信》都是法拉奇的不朽之作。尽管其篇幅短小，但其含金量较高，颇值得一切想生活得有些意味、有些分量的人细细品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未婚母亲讲给胎儿听的三个寓言故事。这三个故事表面平凡，但却意味深长，分明是对人类关于爱情、权力与公正的深刻剖析。让人读后总是掩卷沉思，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具有极深厚与丰富的象征意义及启示性力量。我认为，正是这三个寓言故事才构成了全书的重中之重，读者可以对之细心品读。